何为正负电子对撞机?科学的解释：即是把正电子和负电子分别加速到接近光的速度，使它们具有很高的能量，在磁场的约束下让它们迎头对撞的装置。根据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著名公式E=mc2，正电子和负电子湮没后，会产生其他的新粒子。
著名画家吴作人先生曾用他的画笔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做出阐释，正负电的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原子分子乃至世界万物;而正负两极的对偶结构，在中国古代哲学里称之为“阴阳”，吴作人就此画了一幅变形太极图《无尽无极》， 后来成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标识，同时成为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标识。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成功建造，反映了从一个贫弱的旧中国到新中国、从一个奋发向上的大国到世界强国的艰辛历程。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家们就萌生建造高能加速器的梦想，前后经历了“七下八上”，1984年终于破土动工，1988年成功建成投入使用，很快取得了最新科技成果，世界为之轰动，称之为中国继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之后，所取得的又一伟大成果。中国为人类创造了一把揭开物质微观世界之谜的“金钥匙”。在对撞机的建造中，风云际会，英才辈出，人们忘不了中科院院士张文裕，这位信仰坚定、全心付出的世界著名物理学家。
张文裕的人生经历十分具有传奇色彩，他1910年诞生于福建惠安，从小勤奋好学，少年毕业于泉州培元中学，后又念完燕京大学，考取中英庚款留学生，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留学生的招考颇为严格，除了要通晓国文、英文外，还须“身体强健，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每次招考均面向全国，从无数年轻学子中选拔，最后只录数十人，能够考取实属不易。
张文裕立志报国，在剑桥大学师从著名物理学家E·卢瑟福，在名师指导下不断取得科研成果。但不久得知国内抗战爆发，南京失陷，无数中国同胞惨遭屠杀，张文裕与一群中国同学义愤填膺，当即写信给“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申请提前回国参加抗日。董事长朱家骅回信说，回国可以，但必须完成学业，取得博士学位。张文裕心急如焚，每天眼见着报纸上传过来的消息，日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自己怎么能在书桌旁安心落座?
于是，张文裕又向剑桥大学研究生院提出，鉴于中国的战事，能否让他与一些中国同学提前考试、提前毕业，以便回国报效祖国。导师卢瑟福对他的要求最初很不赞同，但在张文裕一再坚持下，不得不点了头。经过再三努力，校方终于同意了张文裕的请求，让他和一些中国学生提前考试。1938年春天，张文裕提前完成博士学业，急不可待地回到了祖国。
他先后在四川大学、西南联大任教。在昆明的日子里，他讲授的原子核物理课程得到学生的好评。但国民党政府却令人失望，物价飞涨，师生们食不果腹，教学和科研都难以进行。张文裕报国无门，举步维艰。1943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向他发出邀请，他怅然赴美。在普林斯顿大学帕尔麦实验室(后改名为亨利实验室)，张文裕工作了7年，之后他又应邀到了美国普渡大学，指导研究生对宇宙线引起的高能核作用进行研究，并利用高能加速器进行粒子物理以及核物理方面的研究。
正在这时，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大洋彼岸，身在美国的张文裕欣喜不已，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回国去!可妻子临近分娩，不得远行。而这时，一批朋友正筹建“全美中国科学家协会”，张文裕已取得多项科研成果，且为人宽厚，敢于担当，大家一致推举他为全美中国科学家协会执行主席。
此事马上引起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张文裕不时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询与纠缠。不少好心的朋友提醒他们夫妇要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是加入美国籍，这样就会少好些麻烦。可张文裕毫不动心，他说：“要入美国籍，何须到今天?我们生为中国人，回国的信念是不会变的。”
1956年，张文裕夫妇克服重重障碍，带着幼儿回到了祖国。他使出了所学到的十八般武艺，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1958年改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领导宇宙线研究。经他的提议，在肖健、力一、霍安祥等人共同努力下，云南落雪山宇宙线高山站增建了一个大云室组。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科学家们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工作，培养了一批宇宙线研究人员，使我国的宇宙线研究在国际上取得了领先地位。直到多年以后，这个大云室组仍然是国际上最大的云室组之一。
这之后，张文裕经历了3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情。
一是1957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当年12月受中国科学院委派，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奖授奖仪式。就在这次授奖仪式上，他目睹了杨振宁、李政道从授奖人的手中接过诺贝尔物理学奖奖章。张文裕抗战时期执教过西南联大，曾在那里就读的杨振宁和李政道都可以算得上是他的学生。两位年轻英俊的华裔物理学家获得满堂彩，世人一片惊叹。张文裕内心充满了自豪，他握住杨振宁、李政道的手，说：“你们为中国人争了光。”
杨振宁说：“文裕师，谢谢您当年的教诲。”李政道说：“张先生，我们还会再见的。”
二是1958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去日内瓦参加第九届国际高能物理大会。那次会上聚集了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他见到了好些从前的导师和同事，眼看着国际高能物理发展的繁荣景象，张文裕内心充满了强烈的冲动，他只想大声呼吁，要加快国内物理发展的步伐。
三是1961年，他接受任务，前往莫斯科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接替王淦昌教授的工作，担任该研究所的中国组长，领导一个联合研究组，负责中国在该所的科研工作。他在杜布纳一直干到最后集体撤出，好几个加速器方案都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设计的。
张文裕一直心怀为祖国建造高能加速器的梦想，但从苏联回国后还没来得及施展身手，加速器项目就因多种原因不得不停止了。他日思夜想，如何让加速器的建造得以实现。1972年8月，他挑头与朱洪元、谢家麟、何祚庥等18位科学家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对我国要不要发展高能物理、要不要建造高能加速器、是否现在就造等做了恳切详尽的分析，迫切地表达“近年来国际上高能物理发展的速度减慢，是我们赶上去的好机会。因此，预先研究要抓就必须快抓，争取时间，反之，如果还像现在这样任其自生自灭，那末几年后一旦国际上高能物理加快了发展速度，我国就更只好瞠乎其后。”张文裕在信上第一个签了名。
令人惊喜的是，百忙之中的周恩来总理接到此信后，不到一个月就写来了回信，亲切地称“张文裕同志并转朱光亚同志：文裕同志交来二机部四0一所一部十八位同志一信，已由郭老、西尧同志处转到。看了很高兴。”总理在信中强调：“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还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所见可能有误，请你们研究。”
周总理回信由他本人亲笔书写。信中可以看出，总理对科学研究有着深刻的了解把握，对张文裕等人的信读得十分仔细，在信中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科学用词，叫“预制研究”，给了当时各方面不同意见一个互相包容、逐渐深入、达成一致的时段和空间。而前提是：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
总理的回信瞬间传遍了科学院，震动了所有的人，张文裕心中更是充满了激情。1973年2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正式成立，张文裕成为第一任所长，他遵照总理指示，将高能加速器的建造作为研究所主抓项目。但反对的声音也并没有消停，方案之争从一开始就存在，进入研究阶段更是针锋相对。张文裕在钱三强的支持下，主持召开了“高能加速器方案论证会”和“基本粒子理论座谈会”，两个会议一起开，然后分开讨论，在激烈的争论中，张文裕不停奔走呼吁，力主既从中国实际出发，又争取尽快上马。
虽然经受了多次磨难，但张文裕报效祖国的决心反倒日益增强。1978年5月，这位年过六旬的科学家郑重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表达了心中的誓言：“全国科学大会号召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这样的大好形势给了我莫大的鼓舞，愿再一次申请加入党组织，希望能更好地把余生献给党，为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听从党的调配而竭尽全力。”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递交入党申请，他以始终不变的爱国志愿经受了党的长期考验，终于得到批准，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无论是在担任高能物理研究所长位置上，还是从事核物理和宇宙线方面的实验研究，以及推进高能加速器项目的实施，他都如在入党申请书中所写，无不竭尽全力。
1981年12月22日，邓小平在中国科学院关于建造2.2GeV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议报告上作出批示：“这项工程进行到这个程度不宜中断，他们所提方案比较切实可行，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
春风化雨。中国的改革开放带动了科学大踏步前进的步伐。在北京建造一台既适合国情，又能使我国高能物理实验研究进入世界前沿的、束流能量为2.2GeV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即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终于得到批准。1984年10月7日破土动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来到高能所参加奠基典礼。邓小平弯下腰为奠基石培上了第一锨土，他直起腰来，对着周围的人神色坚定地说：“我相信这件事不会错。”
现场一片欢腾。科学家们也培上了一锨锨土，张文裕与李政道、钱三强、卢嘉锡、王淦昌、周培源等人并肩站在一起，他们脸上充满了会心的笑容。张文裕喜悦地逢人就说：“我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1988年10月16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宣告建成。中国高能加速器技术一步跨越30年，直接进入20世纪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中国高能物理的一个新时代终于到来!
1988年10月24日，金秋时节，邓小平来到北京玉泉路。他稳步走进高能所一个大厅，附近就是正在运转的正负电子对撞机，继而他发表了一番讲话，其中有一段名言，至今镌刻在高能物理所的墙上：“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这正是优秀的物理学家张文裕为之奋斗一生的心愿，他和并肩同行的科学家们的梦想正在不断得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