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技术网讯:中国要不要投资几千亿元建造下一代巨型加速器?这一争论已多年,最近因为自媒体文章《杨振宁的最后一战》,争论进入大众视野,出现了一些针锋相对的声音。
公众对科学争议通常“一脸蒙”,要厘清晦涩术语,没有科学家帮助不大可能。“科学架”之所以难得,它不但可以帮助科学决策,也有助于公众理解科学问题和决策。比如“巨型加速器”,一般人不懂,但说几十上百个亿建一个超级机器,一般人就有了兴趣。
事实上,从1957年开始,中国就在筹划自己的高能加速器,各种原因,直到1977年,科学院才决定上马,目标“1987年底建成质子加速器”,代号“八七工程”,预算10亿元。
当时中美签署了《高能物理合作协议》,两国科学界交流频繁,杨振宁、李政道等一批海外科学家对此都有不同意见。李政道倾向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杨振宁则在1978年提出:“大加速器30年内对农业的影响很小,对工业和国防的影响也不太大……即使造成功大加速器,能否做第一流和第二流的实验、实验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估计只有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
李政道、袁家骝、吴健雄联名写信给中国科学院,建议改成正负电子对撞机。李政道后来说,苏联、欧洲、日本都曾花了很大精力、投了不少钱造出加速器,却做不出什么重大成果。
1980年1月,广州召开的粒子物理会议上,42名海外华裔物理学家联名支持建加速器;杨振宁没有参与联名,为此受到责难,他写了一封公开信解释:“……我不能无愧于心地签字,因为我知道需要的不是我的签字,而是中国人民的签字。“
1981年1月10日,聂华桐教授牵头14位美籍华人科学家给国家领导人写信,他们认为建造质子加速器耗资大,技术水平只相当于国际上50年代末的水平,没有明确的物理目标,做出有意义研究成果的可能性十分渺茫。这封信引起了重视。
此后,“八七工程”停止。李政道和他的朋友、美国科学家潘诺夫斯基再次建议,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只需3000万美元,用处很大。这件事很快敲定了,代号8312工程。在设计过程中,根据李政道的建议,在对撞机上增加了项目,既能做基础研究,又能做应用研究,节约了10年时间和大笔经费。杨振宁得知“一机两用”后也不再反对,公开表示希望正负电子对撞机尽快搞上去。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后,在科学和国民经济方面效益很大,为中国争得了高能物理领域的一席之地,成为科学决策的典范。
回望半个多世纪的建造历程,一般人可能看不懂高能加速、质子加速、正负对撞机这样的术语,但一般人看得懂一路走来各种“吵”。科学家们各有各的意见,但大都能将自己意见坦诚相告,却无意气用事,只是君子之争,理性之争。从种种激烈的争论中,能看到科学家们对国家、对人民、对学术的高度责任感。
何为“科学架”?这种责任感是定义之一,在这一定义之内,当然吵得越高级、越激烈,越有利于决策。
正如中科院办公厅原副主任、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柳怀祖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建设亲历记》中所说,“这样大的项目,我想还是需要从各方面充分论证,反复论证,尤其物理上必须论证透。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可以集中力量办些大事的,但必须选准,准是关键,选准是对国家对人民负责,因为是人民的钱啊。”
(中国核技术网 责任编辑: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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