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医学之父”王世真

出生于名门望族
 
1916年，王世真出生在福建福州被称为“西清王氏”的显赫家族，清朝两广总督王庆云正是王世真的高祖。王世真的父亲王孝缃早年留学日本，曾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参加了远东医学大会，也曾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辛亥革命;母亲林剑言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曾孙女。生在名门望族、书香门第，王世真深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和影响，自幼刻苦读书。
 
17岁那年，王世真考入燕京大学。一年后，他自作主张，转学到清华大学化学系。原来，清华大学于1932年新建的化学馆名师荟萃，吸引了他和诸多同学的目光，于是大家一起决定考试转学。然而，战火硝烟击碎了王世真继续在清华园安心读书的梦想。
 
首次合成DDT支援抗战
 
被战火逼至内地后，在著名化学家袁翰青教授的推荐下，王世真进入贵阳医学院任教。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他加入了由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一批爱国教授组成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在这里，他第一次学以致用，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战场卫生条件差，军队受到暴发斑疹、伤寒等流行病的严峻威胁。从留学德国的哥哥漂洋过海寄来的一封信中，王世真了解到德国军队所用新型杀虫剂DDT的化学结构。他马上动手合成，不久便向抗日部队提供了这种强效杀虫剂。由此，王世真成为在我国首次合成DDT的科学家。
 
留学美国与核医学结缘
 
战争中的经历，让王世真深切体会到，国家落后就要挨打。1945年抗战尚未结束，耳边仍是日本飞机的隆隆轰炸声。他报名参加了当时教育部负责招生的公费留学考试，并取得制药化学专业第一名的成绩。1946年，王世真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药理学，半年后转入美国衣阿华大学化学系。
 
获得博士学位后，美国一家著名制药公司曾以优厚的待遇向王世真抛出橄榄枝。当时，一心想当制药专家的王世真，也想利用那里先进的设备研制新药，但“要进入那里工作，必须先加入美国籍。”王世真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随后，他改去刚刚成立的美国衣阿华大学放射性研究所工作。正是这次工作的变动，改变了王世真的科研命运，让他与奉献毕生心血的核医学结缘。
 
在那里，王世真用核素示踪方法，成功标记了碳十四甲状腺素和碳十四门冬氨酸，其合成方法至今还收藏在美国的国家档案局。两年间，他与同事合成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放射性标记化合物，也为他此后致力于我国核医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首次合成抗肺结核特效药
 
尽管在美国有着优越的生活条件，但内心里希望祖国能够强大的梦想，强烈感召着王世真早日回国。
 
1951年，王世真终于冲破重重阻碍回到国内，被聘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化系副教授。当时国家科研基础薄弱，没有进行核医学研究的基本实验条件。而正是回国后不久的那段时间，他首次在中国合成了抗肺结核的特效药“雷米特”。
 
此前，被民间称为“痨病”的肺结核几乎属于不治之症，几百万人面临着死亡的威胁。“雷米特”的出现，使得中国肺结核病的治疗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种疾病不再意味着死亡。
 
对于这项意义重大的贡献，王世真本人却很少提及。因为在他看来，这并非自己创造性的成果，只是按照别人的方法，“非常简单地合成了药物”。
 
首将同位素应用于人体试验
 
1956年，在王世真眼里是我国核医学研究的春天。当年，在我国拟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发展规划》中，第一次将“同位素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王世真亲手制定了这个项目的实施规划。
 
“没有方法、没有技术、没有仪器设备，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全部依靠自己创造。”王世真说，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
 
同位素技术是核医学领域的核心内容，办同位素训练班，成为中国核医学发展的第一步。正是在这个训练班里，诞生了我国第一批放射性同位素测试仪，研制出第一批放射性标记物，完成了第一批显影实验，培养了第一批从事核医学研究的专业人员。
 
王世真在协和医院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同位素中心实验室，第一个将同位素应用于人体试验。而首位勇敢的被试者，就是他自己。
 
当时，全中国几乎所有的同位素医学应用技术和方法，都是在王世真的主持和倡导下创建，并向全国普及推广的。由此，学界尊称他为“中国核医学之父”。
 
1987年，王世真在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会议上，作了中国核医学的现状和发展规划的报告。翌年，国际核医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成为中国核医学研究走向世界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