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再立新功!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我国在天文学领域取得新进展。
3月2日，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传来好消息：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郭守敬望远镜“加持”下，我国天文学家发现，最古老的银河系薄盘恒星年龄约为95亿年。该成果为深刻认识银河系薄盘的早期形成演化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观测依据。
被称为“大科学装置”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推动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近年来，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相当数量的前沿科学突破都是依靠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取得的。
“在基础性、前沿性科学研究中，大科学装置发挥着策源地作用，基础研究工作越来越离不开大科学装置。”3月3日，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院士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感慨道，加强基础研究，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必须建好、用好大科学装置这一“国之重器”。
大科学装置是基础研究支撑平台
想揽“瓷器活”，就要有“金刚钻”。
“目前，有不少基础研究完全依赖大科学装置，它们通过大科学装置做无穷大或无穷小的研究，比如粒子物理、核物理以及天文学。没有大科学装置，这些研究无从谈起。”王贻芳说，还有相当一部分基础研究，如果没有大科学装置提供手段条件，研究就无法达到很高的高度，在同行竞争中就会落后。
可以说，大科学装置为开展前沿性、基础性研究提供了重要平台，对于获取原创成果、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意义重大。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重大基础科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总工程师、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杨建成也持有相似的看法。大科学装置是开展基础前沿研究的支撑平台，而且，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理论突破后，还需要实验验证，大科学装置在实验验证上同样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杨建成说，在过去的40多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成果中，大约有40%来自大科学装置。
王贻芳曾做了一个统计：2011年以来，依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产生的成果有22项入选国家科技“三大奖”，其中9项国家自然科学奖、3项国家技术发明奖、10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因此，为了夯实基础研究根基，我国必须高度重视大科学装置建设，支持我国科学家在科技前沿领域开展研究。
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大科学装置总量达57个，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根据规划，“十四五”期间，我国拟新建20个左右的大科学装置，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迎来了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快速发展期。
大科学装置性能指标必须国际领先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在大科学装置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
王贻芳多年参与设计、建设、运行和使用大科学装置，对此有深入思考和独到见解。他说，相比国外，我国现有的大科学装置总投资规模偏小，这会限制重大原始创新成果的产生。而且，虽然我国大科学装置的数量有了较大增长，但这些装置的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现在，有一些大科学装置的独创性、领先性不够，看到别人取得成绩，我跟着照做，一哄而上，存在低水平重复的问题。”王贻芳坦言。
杨建成也认为，大科学装置的综合性能指标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我们建设的大科学装置在性能指标上必须是国际领先的。有了国际一流的平台，我们才可能做出国际一流的成果。”他说。
“从支撑基础研究的角度看，大科学装置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通用型，比如高能同步辐射光源;二是专用型，比如‘中国天眼’。”王贻芳认为，目前通用型大科学装置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因为它可以支撑各方面的用户，而专用型大科学装置占所有大科学装置的比重却在逐年下降，“这显然不太合适”。
王贻芳建议，未来应该优化大科学装置投入的比例，建设更多国际领先的、有独创性的、开展前沿科学研究的专用大科学装置。通过这些装置的引领，取得重大一流的科学成果。
结合自己多年深耕加速器研究的经历，杨建成表示，为了更好支撑基础前沿研究，我国要作好大科学装置建设的整体规划，优化大科学装置的学科和地域布局，从而加强大科学装置对基础研究的支撑作用。
大科学装置在面向基础前沿科学研究的同时，也会发展很多高精尖技术。“有一些技术有很好的应用前景。比如我们基于兰州重离子加速器研发的医用重离子加速器，就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杨建成建议，国家对大科学装置产生的高精尖技术的转移转化应给予更多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