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防范你：身边的放射源（个人剂量报警仪）

(核辐射防护服)

如果不是因为日本核危机，山西省忻州市张芳的故事也许不会再被提起。

一个装有钴-60的金属圆柱，彻底改变了她和家人的人生轨迹。如今，“放射病”已经萦绕了她20年。而更为让人担忧的是，改变张芳命运的这种金属圆柱，可能就在我们身边，以我们不熟悉的面目无声无息地存在着。

1、放射源毁掉一个家庭

张芳至今还记得自己命运转折的那一天：1992年11月19日，张芳的爱人张有昌来到忻州环境监测站建筑工地，正要干活时，看到一个金属圆柱体在阳光下闪着亮晶晶的光。他捡起来，随手装进外套的右边口袋。

这个像是日光灯启辉器的金属体实际上装有钴-60放射源。张有昌毫不知情，他将这个金属揣在身上3个小时后身体出现了症状：恶心、肚子疼、不断呕吐……二哥张有双在医院陪护张有昌四天后也病倒了，脸颊和腮腺出现和弟弟一样的可怕紫色。医院恐慌，将二人隔离在传染病房，但无法确诊。

张有昌的父亲和岳父张丑寅分别背着张有昌兄弟俩，去了太原的山西医学院附属医院。医生们经过讨论，提出放射病的可能性。但山西卫生厅断然否决，理由是忻州没有放射源事故的记录。太原的医院未能查明病因，兄弟俩被带回家。

12月3日，经过了长达14天的折磨，张有昌告别人世。第二天，张有双洗脸时惊恐地发现自己掉下一大束头发，紧接着，黑便、高热等症状在他身上重演。三天后，张有双离世。他们的父亲张明亮同样一病不起。没过两天，呼吸极度困难的他也闭上了眼睛。张芳的三个亲人10天之内相继死亡，且症状相同，这让当地陷入恐慌。12月16日，张芳也开始掉头发，到医院检查发现白血球减少。“我的女儿死也要死个明白。”张丑寅当晚带着女儿坐上去北京的火车，在北京的医院，他们被确诊为放射病。

张丑寅对这段往事不堪回首。同为辐射受照者，他自己的身体也渐渐垮下去，早早地牙齿脱落，腰酸背疼。如果当时他背的是张有昌，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张芳因为当时已经有四个月的身孕，没照顾张有昌多久便回家休息，这使她躲过一劫，终于保住性命，虽然此后的日子里，她活在放射病的阴影下。

更让她感到揪心的是她的女儿张京生，由于在她体内已受到辐射，出生时，张京生只有四斤重，头发稀疏，吃奶时吸吮力也弱。现在，18岁的张京生智商与儿童相仿，低于99.9%的人群，上完初中后便在家休息，找不到工作。

这个家庭悲惨的故事被国际原子能机构所收录，这也是中国第一起确诊的子宫内受辐照病例。

2、民用放射事故多

(辐射报警仪)

钴-60放射源究竟是怎么来到张有昌身边的?中国疾控中心原辐射安全所所长王作元曾经负责对此事进行调查，他说，整个调查就像是一部侦探小说，他所写的《山西忻州放射事故及其教训》详细还原了这起放射源事故调查的经过。

他们通过山西医务人员采用辐射检测仪了解到张有昌的口袋里曾发现金属体，这成了重要的线索。经过多方调查，最终找到了这枚放射源的来源：原来，1973年，忻州地区科委为培育良种，从上海引进六枚钴-60放射源。十几年后科委迁址时将放射源封存，随后将原址移交给当地环境监测站。1991年，监测站要盖楼，委托太原的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将钴源迁走封存。

但是，由于钴源室管理员记错了放射源数目，技术人员从封存的井里只拿走了五枚金属圆柱体。另外一枚放射源的下落，此后没有人再去关心。这枚下落不明的放射源酿成了张芳一家人的悲剧。

张芳并不是唯一的放射源受害者。最近，一部讲述中国首例核辐射受害者的电影《站起来》在国内上映，主人公宋学文由真人出演，15年前，宋学文在雪地里捡到了一条8厘米长的白色金属链，结果两年内相继失去了两条腿和一条胳膊。这条链子叫“伽玛源”，具有强力的核辐射，是前一天晚上从一台带有放射性的仪器中不慎掉落下来的。

放射源之所以脱落，缘于吉林省吉化公司操作人员违规操作，提前关闭辐射报警仪。而吉化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始终未曾正式通报，不知情的宋学文被辐射长达10小时，丧失了最佳治疗时机。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研究员潘自强曾作过研究，核安全事故仍主要是在民用领域发生，核军工和核电站未发生一例死亡、放射病例。与之对比鲜明的是，核和辐射技术应用当中，却有10人死亡、49人罹患放射病以及16人皮肤烧伤。“到2007年，我国总共有10人因放射源和核技术应用导致死亡，占全世界死亡总数的17.2%。”“使用放射源的单位复杂，使用范围广，用源单位的防护知识严重欠缺，再加上管理混乱，是导致事故屡屡发生的原因。”王作元说。

3、无色无味的杀手

(辐射检测仪)

潘自强院士介绍，放射源的申请运用需要严格的手续和审批程序。不过，早年的辐照设施门槛很低，中国民用放射源大概源于上个世纪50年代，使用最广泛的是钴-60等，那时一个生产队为辐照土豆、大蒜，就建起一个钴-60源。

此后，放射源遍布全国各地，涉核的机构包括大学、科研院所、医疗卫生系统、农科院系统等，用于测量、消毒、育种等。由于安全防护措施滞后，上个世纪70～80年代，平均一年就有45起放射性事故。根据卫生部放射卫生专家组副组长范深根的统计，中国大陆从1988年至1998年共发生放射性事故332起，受照射总人数966人。其中，放射源丢失事故约占八成，丢失放射源584枚，有256枚未能找回。

放射源无色无味、隐于无形的特点也增加了事故发生的概率。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研究部主任腾建群介绍，一般放射源都有一个金属的外壳，体积也不是很大，在正常的情况下，它看起来就是一个金属物或者铅罐，“人们在不知的情况下，将这些东西当作废铁捡去，很多事故就是这样发生的。”

腾建群上世纪70年代就曾经历这样的场景：一块钴-60丢失，全城出动，有关部门背着辐射检测仪到处找。这样的场面近年也偶有发生。2004年，一个制造伽马射线的核心放射源 硒块在上海金山县的运输途中丢失，第二天，金山县的大街小巷每隔三五米都出现一张这样的寻物启事，寻找“一个银白色，大小如14英寸彩电的铝合金箱子”。警察更是全城搜索，中央电视台连线采访，整个城市骤然紧张。

腾建群说：“放射源丢失不仅难找，而且容易造成社会恐慌。”2009年，河南杞县放射性元素钴-60泄漏的传言致使当地居民集体出逃。同年10月，广州番禺辐照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发生了一起“卡源”事件，一个辐照装置由于操作失误，导致源架辐射源无法回到源井中，在外漂浮了整整48天，此事件经媒体曝光后让附近居民大为恐慌。尤其是在今年日本核危机发生后，番禺当地人不断询问“广州辐照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到底搬了没有”，直到确认钴-60已经搬走的消息才安心。

4、80%为责任事故

早年，负责核安全的是卫生系统，但同时它又是大量放射源的使用者，且随着放射源使用逐步扩散到工业领域，卫生部门的监管力有不逮。2003年，放射源的监管被划归到环保总局。该局下设的核安全管理司负责此事，其职责概括起来就是对放射源从出生管到“坟墓”。

2004年，接管核安全监管职责后，环保部门联合卫生、公安，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放射源普查的专项行动。普查结果惊人，拥有放射源的单位超1万家，放射源超14万枚，其中7万多枚在用，几乎遍布全国所有省区。此外，至少2000枚废旧放射源下落不明。时任核安全管理司的李干杰直言我国的放射源“量大面广、隐患较多、急需整改”。

为了监管放射源，环保部后来出台了系列的法规和政策，同时在自己的网站对放射源各类信息进行公开。“由于有了系列的规章和措施，加上国家应对及时，核辐射事故总体是在下降的。”腾建群说，目前中国的核事故主要还是非恶意性的行为，比如当废铁出售，但这会危及很多无辜者。

值得关注的是，在过去30年的放射事故中，由于领导失职、防护安全管理制度和措施不健全、工作人员缺乏安全防护知识、违规操作等责任事故占到了80%以上。事故又以放射源“丢失和被盗”为主。

此外，如何存放废旧的放射源，也是核安全面临的一个难题。按照规定，废源可以由使用者送回给原生产者回收，退役的放射源一般都会被陆续分类编号管理，然后放到放射性废物暂存库。环保部门的“清源”行动后，各省陆续处理城市放射性废物库中的放射源，将建库以来暂时存放的放射源，集中运往国家放射性废物西北处置场。但是，中国放射源数量每年都在增长，以15%的速度计算，未来需要退役的废源也会越来越多，存放依然是个问题。

腾建群认为，现在急需从国家层面进行立法，加快解决这些问题。

目前，核能安全监管依靠的只是一部《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以及8部行政法规和一些部门规章，公众最关注的关于“核损害赔偿”问题，也只有国务院发的一个函。